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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憲超
2025-04-15 22:02
鄭磊（薩摩耶云科技集團首席經濟學家）
新質生產力是個熱詞，籠統地講，就是由新技術、新商業生態和新商業模式產生的生產力。從經濟增長角度看，每次新技術革命或者由科技創新驅動的康波周期推動的生產力進步，都屬于這個概念范疇。如果僅僅是生產率的大幅提高，難以體現出新意，只有生產關系也同時發生了革命性變化，從而推動生產率在一個大的經濟周期里持續提升，才配得上“新質生產力”這個概念。換言之，新質生產力必然與新質生產關系（改進的制度）相伴而生，而且相互促進，二者缺一不可。
有人用總生產函數里的全要素生產率（TFP）的變化來定義新質生產力，認為新質生產力的標志就是全要素生產率的大幅度提升。從經典的生產函數角度看，有一定的道理。這個總生產函數定義了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投入與經濟總產出之間的關系，并將無法分解和計量的對產出造成影響的因素，用TFP進行度量。它定義了產出相對于要素投入的效率關系。TFP增長反映效率提高，而減少意味著效率下降。TFP包含的因素主要有技術、制度等，反映了在特定時期，制度和技術等對經濟活動的貢獻度。
國內有很多學者測算、對比過改革開放前后和近幾年TFP的變化。以近期伍曉鷹教授的團隊研究結果看，TFP的波動變化很大，表現最好的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農村改革時期，另一次是中國加入WTO之后。而且有一個明顯特點，即當中國經濟每一次被大的改革舉措推動起來的時候，TFP上升的斜率是驚人的一致。好像有一個基本面在那里，一旦給了正確的政策環境它就把效率推上來了。但是每次大幅上升持續時間不一樣長，這暗示了每次TFP的大幅增長都是一種“制度改革紅利”起作用的結果。在發展中國家，TFP叫作“制度紅利”系數可能更貼切一些。
在發達國家，這個系數的表現也有不穩定的時段，但主要表現在技術創新的應用給經濟帶來的紅利。以美國為例，根據賓夕法尼亞PWT數據庫的美國經濟核算結果，從1955年到2019年的每十年（1955—1965年、1995—2005年、2015—2019年）中，資本、勞動和TFP的貢獻率都遠比其他時期高，而在較高年份之后的20年，TFP通常會降低。筆者提出一個可能的解釋是，當技術創新的發展超過了經濟對其加以應用的速度時，創新技術應用速度停滯或減慢，之后再釋放，導致出現TFP貢獻率的周期性循環。
這提示我們不應靜態地看待TFP，由于技術和制度相互作用，技術創新并不是線性地融入經濟活動。當期TFP低的原因可能有兩個：一個是技術創新不夠多或不夠快；另一個是技術創新速度和數量是正常的，但技術創新的應用速度較快。前者應該同時體現為經濟增長放緩，后者反而可能出現快速經濟增長。
伍曉鷹測算的結果顯示，資本重新配置效果在某段時間停止改善了，表明同期政府沒有放松對資源配置的影響，影響整個經濟的交易成本，擠出一些和政府沒有關系的企業，結果，整體經濟肯定會有TFP損失。如果能避免這個損失，不僅是增長率會更高，更重要的是經濟就會有更大的活力。他對ICT行業的測算表明，政府希望通過產業政策推動技術進步，但沒有意識到在技術進步加速的時代，因產業政策導致資源錯配所造成的效率損失會更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高速經濟增長，但是平均來看，TFP年增長只有0.7%，并不理想。我們用效率損失換來了更長期的高速增長，在出現人口拐點和投資拉動增長的邊際效應越來越小的情況下，這種模式變得更難以維持。筆者拋開TFP，用內嵌數據要素的生產函數進行分析，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在數字經濟新時代，數據要素的加工處理更加高效，新知識和創新技術的產生都可能更快，但能否盡快應用于現實社會，則需要考慮社會制度和社會成本。對于每一個國家而言，即便是通用技術也未必能順利被社會接納，在這種情況下，制度成為實現經濟增長目標更需要重點考慮的因素。
社會經濟的演進往往與技術和制度的持續調整有關。制度和技術密不可分，沒有無技術元素的制度，也沒有無制度元素的技術。技術的發展主要與科學和教育的進步有直接聯系，其他方面則受制于創新機制，即科學轉化為技術應用的過程。技術上的變革需要社會制度的互補性變革。技術、經濟和相關制度作為一體化系統共同進化。
從納入數據要素的生產函數模型可以看到，制度環境與勞動、投資和數據要素的配置比例有關，直接決定了生產力和生產率的提升幅度和速度。新技術需要一個兼容并包、鼓勵思考和創新的社會制度來配套，才能更好地發揮其效力。筆者認為，數字經濟的活力將取決于使用者對數據要素的處理能力和應用水平，這是技術創新的核心和基礎，同時技術創新對生產力的提升體現在新技術的應用速度、廣度和深度。制定提高生產力的政策立足點和出發點也在于此。制度和政策需要不斷改善，兩大目標是既要有助于促進創新人才培養的開放、公平、公正的教育體系，也要培育有利于創新技術快速、廣泛應用的透明、公平、有序競爭的商業環境。只有堅定推進改革開放，完善市場化資源配置機制，制度紅利才有可能將社會活力釋放出來，推動經濟重新回到較高速的增長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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