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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翔
2025-04-18 20:39
近日，由生態環境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6部門聯合舉辦第三屆全國生態環境監測專業技術人員大比武決賽在江蘇南通舉行。這次比武，有助于推動落實今年4月份由生態環境部發布的《關于加快建立現代化生態環境監測體系的實施意見》。
眾所周知，生態環境具有“外部性”，對其產權的界定，以及“外部性”問題的“內部化”就變得異常困難。這客觀上需要在足夠大的空間范圍內——理論上囊括“外部性”所及空間范圍才能統籌解決。如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而產生的全球治理機制就是典型的“統籌解決”機制。就一個國家而言，最有效的生態環境治理機制當然是全國范圍內“統籌解決”。而生態環境監測事權的上收及其優化配置，則無疑是全國范圍內“統籌解決”機制的核心構造。
早在2015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審議通過的《生態環境監測網絡建設方案》就明確要求，將上收生態環境質量監測事權作為生態環境監測網絡建設的重要內容。為此，原環境保護部專門編制了《國家生態環境質量監測事權上收實施方案》，分三步完成國家對大氣、水、土壤環境質量監測事權的上收，真正實現“國家考核、國家監測”。由“地方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讓地方政府走出“權力尋租”和“利益博弈”的困境，這對于有效遏制監測數據行政干擾行為、提升生態環境治理效率意義重大。
監測事權上收國家后，面對遍布全國的數以萬計的生態環境監測網點，由中央政府親力親為顯然是不現實的。為此，財政部、原環境保護部《關于支持環境監測體制改革的實施意見》明確要求，“中央上收的環境監測站點、監測斷面等，除敏感環境數據外，原則上將采取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選擇第三方專業公司托管運營”。
在這樣的制度安排下，將保險機制引入生態環境監測領域，既是生態環境監測提質增效的必要之舉，又是生態環境治理機制變革的內在要求。實踐中，無論是生態環境監測引入保險機制，還是由保險擔當生態環境監測事權托管運營主體，通過生態環境治理機制與保險機制的同頻共振、交互作用，都能激發出多重“環境+保險”效應。
一是激勵相容。保險專司風險管理，內置社會管理屬性。“社會穩定器”之于保險機制，則是后者重視并踐行生態環境責任投資行動。環境污染責任保險、船舶污染責任保險、森林保險、農業保險等綠色保險產品的創新發展和推廣實施，就是保險重視并踐行環保責任投資行動的具體體現。這與生態環境治理理念一脈相承，治理機制激勵相容。
二是內在擬合。保險功能鏈的加固加深和業務鏈的拓展延伸，用經濟學術語描述也即“橫向一體化”?！皺M向一體化”的實踐路徑無外乎“合并”。基于這一思路下的“保險辦醫院”，這在多年前看似荒唐、幾乎不可能的事，而今卻赫然寫入中共中央、國務院《“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第十七章“優化多元辦醫格局”部分,“支持保險業投資、設立醫療機構”。很顯然，“環境+保險”下擔當環境監測事權托管運營主體的保險，與之異曲同工。
三是相互依存。一方面，生態環境監測數據為生態環境風險類保險產品費率厘定、風險評估、風險控制等提供前提和基礎；另一方面，保險機制的風險管理功能為生態環境治理提供重要途徑和解決方案。兩者相互依賴、相互依存。從保險機制與生態環境的相關性角度看，無論處于基于委托方還是處于受托方，雙方都有足夠的動力和積極性自覺接受和執行該機制。
四是功能互補。在適度有序競爭的生態環境監測市場，除了監測事權上收后的生態環境監測活動外，還包括排污企業污染源監測、生態環境損害評估監測等大量的監測活動，保險機制的獨特優勢就在于，能夠將保險業務（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等綠色保險品種）有效嵌入生態環境治理機制，從而實現相互間功能互補和疊加放大效應。
五是優勢凸顯。在參與生態環境治理的廣度、深度、方法、手段和可持續性方面，保險機制具有資源聚集、管理協同、平臺支持、規模效應、信息共享、跨區域資源整合等方面的天然優勢。
本版專欄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