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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君萬之爭到寶萬之爭，歷經王石退出、郁亮謝幕，萬科的股權混戰史延綿近40載，其數次擊退“野蠻人”的經歷，堪稱中國商業史回避不了的案例。

不管是極度分散的股權結構，還是職業經理人掌控的治理模式，無不為其動蕩歷史留有預言般的烙印。知往鑒今，如今深鐵入局、國資頻頻輸血，萬科能否脫困？一切仍待時間的考驗。

來源：新財富雜志（ID：xcfplus）

作者：礪羽

5月14日，萬科A(000002)發布公告，公司第一大股東深圳市地鐵集團有限公司（簡稱“深鐵集團”）擬向公司提供借款，借款金額不超過15.52億元。這是今年以來，深鐵向萬科提供的第四次借款。

另據Wind金融終端顯示的信息，5月13日，萬科一筆逾4億美元的到期美元債清零，意味著該筆境外債已獲得償付。此前一季度，萬科還完成了98.9億元公開債務的償還。

深鐵多次輸血，加上萬科開始逐步償還債務，是否意味著這家曾經全球最大的房地產巨頭，正在迎來新的轉機？

無論未來是何走向，深鐵真金白銀拯救萬科，都為資本市場平添了一單“白武士”馳援的經典案例。

講中國資本市場史，萬科是回避不了的案例。其40多年的發展軌跡中，無論公司治理、商戰攻防，還是企業戰略、杠桿財技，都是市場焦點。有意思的是，其中的人與事也隨時間推移而不斷被重新審視，經歷著從標桿到質疑的解構。萬科，究竟應該怎樣評說？

01

股權高度分散，職業經理人控制

萬科全稱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84年5月，是深交所第二家上市公司。其前身是1983年成立的深圳經濟特區發展公司（簡稱“深特發”）下屬貿易部飼料科，王石時任科長。當年底，飼料科全體員工轉入科儀科，王石擔任副科長。

1984年5月，深圳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成立，主營業務為自動化辦公設備及專業影視器材的進口銷售，性質為國營，法人代表為王石。1986年，其進行股份化改造，改組為深圳新一代實業有限公司（簡稱“新一代實業”），次年先后更名為深圳現代科儀中心、深圳現代企業有限公司。1988年的股份制改造中，新一代實業在旗下設立深圳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作為上市主體，王石出任董事長兼總經理。經中國人民銀行深圳分行 深人融管字第123號文批準，萬科公開發行股票2800萬股，集資2800萬元，作為深圳老五股之一在柜臺交易。深交所成立后，萬科于1991年1月29日在該所掛牌上市。

上市初期，萬科就形成了以商貿、工業、房地產和文化傳播為四大支柱的經營架構，除房地產業務外，其主營還包括工業、影視、廣告及進出口業務。同時，投資收入也是其重要的利潤來源。例如，1993年，萬科就參股了上海郵電通訊設備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王府井百貨大樓股份有限公司等13家企業，投資總額8182萬元。截至1994年底，萬科一共投資的27家企業中，有17家已經上市，1994年一年內就有8家企業完成上市。以現在的眼光評價，萬科可謂當時最佳PE。同時，萬科還積極參與了二級市場投資。1993年11月，萬科動用3973萬元購買了申華實業5%的股份，當年度證券投資就實現利潤7814萬元。

不過，萬科股權分散，1993年發行4500萬股B股后，其大股東新一代實業持股比例才6.5%。高度分散的股權無疑給了外來者窺覷的機會。同時，自創立以來，王石就是萬科的董事長（一直至2017年6月30日辭任），帶領職業經理團隊長期掌控萬科的經營決策權。萬科不僅規定了股東、董事會、經理層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責任和權力分布，還明確了在決策公司事務時所應遵循的規則和程序。

股權分散、職業經理人控制，同時，萬科業務多元化、四處出擊的經營舉措，給君安證券突然發難提供了契機，也為后續的君萬之爭、寶萬之爭以及多方股權混戰埋下了伏筆。

02

君萬之爭轟動一時

君安證券由張國慶于1992年8月下海創辦，由于建立了較為靈活的機制和到位的激勵措施，迅速成為當時國內最具創新意識的券商，并擁有全國規模最大、被業內公認水平最高的證券研究所。1993—1998年間，君安證券為100多家企業承擔了A、B股上市及配股業務，籌資總額近300億元。股票交易代理業務方面，君安證券在國內首推投資襄理制度，設立了60多家證券營業部，交易量在深交所一直穩居前二位，在上交所也在前六名之列，國債交易量居全國前十名；其自營業務更是十分活躍，當時，市場傳聞多只股票的莊家均為君安證券，除發起君萬之爭外，其還染指并控股申華實業。

因在中國證券市場上極具影響力，有人甚至將這段時期稱為“君安時代”，張國慶與萬國證券的管金生、申銀證券的闞治東，在當時被并稱股市“三大教父”。可嘆的是，1998年，張國慶因涉虛假注資、非法逃匯等罪入獄。隨后，君安證券和上海的國泰證券合并為國泰君安證券。2025年4月，國泰君安與海通證券合并后掛牌為國泰海通，君安最終消失于資本江湖，這是后話。

而作為A股經典股權爭奪戰役的君萬之爭爆發，不僅是當年君安證券輝煌時期的注腳，也是萬科與“門外的野蠻人”們金融血戰史的正式啟幕。

君萬之爭始于1994年3月30日下午3時，君安證券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作為新一代實業、海南省證券公司（簡稱“海南證券”）、香港俊山投資和創益投資有限公司委任的財務顧問，代表這四家萬科股東（據稱合計持有萬科10.73%的股份）發出《告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全體股東書》和《改革倡議》，并在次日的《中國證券報》第四版刊登了上述內容。

《改革倡議》直指萬科存在業務透明度不足、參股申華公司無實效、房地產經營業績欠佳和股權投資利潤不穩定等問題，點明其產業結構分散了公司的資源和管理層的經營重心，不適應現代市場競爭；提出對其業務結構和管理層進行重組，包括收縮貿易、商業和工業經營，將安華公司和股權投資公司獨立，全力發展房地產業務；并表示將推薦8—10位董事候選人進入董事會，并力爭在董事會設置一個項目審批委員會，對重大政策進行監督，避免項目的盲目性和隨意性。

當時市場有傳聞稱，君安證券由于1993年承銷萬科4500萬B股時，包銷了1000多萬股，每股成本約12元，遠高于當時市價9元，導致賬面浮虧3000萬元，并逐漸對公司管理層產生不滿，從而發起此次行為，想通過炒作題材拉高股價賣出。

但筆者搜索1993年萬科B股上市公告書發現，君安證券并未名列當時萬科前十大股東名冊。故可以推測，君安證券包銷持股的事應該不存在。除非君安證券通過分散賬戶形式認購萬科B股，但這又與包銷不符。而且，1000萬股占萬科總股本的比例近6%（當時萬科總股本為1.835億股），如果君安證券控制這些股份，將拿到推動事件最重要的籌碼，但在事件過程中，均未見君安證券持股數量的報道。另外，萬科B當時的發行價格為每股11元人民幣，與12元的說法也不符。個人認為，張國慶可能想空手套狼，借助股東的手作為“野蠻人”趁機偷襲、破門而入，從而控制萬科。

1993年末，萬科部分相關股東的持股情況

數據來源：萬科1993年年報（香港俊山投資和創益投資有限公司持股未披露）

戲劇性的是，3月30日晚，作為萬科第一大股東的新一代實業（持股1192萬股，比例6.5%）發出退出倡議的聲明，并將聲明也刊登在第二天的中國證券報上。其立場的轉變，顯現無余。

3月31日，萬科股票停牌，萬科召開情況說明會。時任萬科董秘的郁亮在會上宣讀了新一代實業的控股股東深特發的總經理張西甫(時任萬科常務董事)授權王石代表新一代實業的聲明，稱君安以新一代實業的名義公布《告股東書》是不對的，并宣布新一代實業取消君安財務顧問資格。

4月1日（周六）上午，萬科發布公告，就《改革倡議》中改組萬科的建議進行回應，希望股東和公眾注意新一代實業并沒有支持該改組建議，海南證券和中創也沒有授權發布改組建議。同時，萬科還表達了三點意思，一是董事會至今未收到收購公司的要約；二是公司有穩定、強有力的管理層；三是新一代實業、海南證券、中創對目前管理層表示支持。同時，萬科董事會對君安證券本次行動表示失望。

新一代實業也在當天召開新聞發布會，張西甫承認曾于3月28日委托君安為該公司財務顧問，但表示在君安證券發布《改革倡議》之前已撤消委托，君安證券的做法屬侵權行為。

同日，郁亮飛往海南島，尋求海南證券總裁文哲（時任萬科董事）的支持（海南證券持有萬科1.1%股份，是其第十大股東）。次日，海南證券授權萬科代其發出聲明，內容包括“海南證券從未授權委托君安…如再冒用其名，將保留訴諸法律”。

4月4日（周二）上午，萬科公告稱，對君安證券是否有權接受少數股東委托及通過媒體公布《改革倡議》，持懷疑態度。萬科認為，君安證券已經明顯超越授權范圍，原因有三方面：一是缺乏足夠的授權委托手續；二是其僅代表3.17%的股份，無權提出8—10名董事候選人；三是向未委托授權的股東征集受委托權，沒有法律依據。

同日，已連續停牌4天的萬科正式復牌，開盤大跌5.88%，最終以下跌9.19%收盤（當時沒有漲跌幅制度）。下午，萬科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戰斗結束”。君安證券不再征集小股東投票權，不再強制改組董事會。萬科邀請君安證券委派一名代表加入董事會。

君萬之爭歷時五天即宣告平息。本人分析，此次行動失敗的原因，可能在于張國慶事先暴露了底牌給對手，又碰到意志不堅定的隊友。

根據當時的報道，張國慶在3月30日的新聞發布會前，已赴王石辦公室，告知君安證券的行動。張國慶離開后，以王石為代表的管理層迅速部署反擊，緊急游說13位各方股東委派的萬科董事，其中，中創高層阻止了中創股權代表人參與君安聯盟，深圳市投資管理公司保持中立，原為君安證券同盟者的文哲、張西甫也臨陣倒戈，而其代表的兩大股東共持有萬科7.6%的股份?？鄢麄兊某止?，君安證券剩余同盟者持股僅3.13%，這也和萬科公告的持股比例大致相仿。

同時，王石團隊查出，君安聯盟的主要操刀人事先巨資購入萬科B股股票，以此為據，在深交所責令萬科4月2日一定要復牌后，其緊急請示證監會，獲準4月3日繼續停牌。停牌期間，萬科管理層爭取到了眾多中小股東的支持，從而保住了對公司的控制。

君萬之爭雖然未成功改組萬科董事會，但其提出的管理建議，后來被萬科所采納。其后，萬科開始收縮戰線，從多元化走向專業化，包括逐步從延中實業退出、聚焦房地產開發領域，確立了以城市大眾住宅開發為主導業務，最終形成以房地產為核心的業務架構，成就了日后在房地產行業的霸主地位。

03

寶萬之爭及王石時代的終結

2000年8月，中國華潤總公司受讓特發集團持有的萬科A股5115.56萬股。而此前，中國華潤總公司的關聯方華潤置地已在二級市場上購入了萬科B股1707萬股，華潤總公司及其關聯方合計持股10.81%，成為萬科的第一大股東。2000年末，其持股比例升至15.08%。

到2015年寶萬之爭前，華潤一直持有萬科14%—15%的股份。雖然身為第一大股東，但華潤并未改變王石為首的管理層把控公司經營決策權的事實，雙方一直相安無事。

2014年5月，萬科啟動事業合伙人持股計劃，并成立了深圳盈安財務顧問企業（有限合伙，簡稱“盈安合伙”）作為持股平臺。萬科1320名員工成為首批事業合伙人，將約40億元獎金注入該平臺，用于購買萬科股票。盈安合伙通過認購“國信證券-工商銀行-國信金鵬分級1號集合資產管理計劃”和“國信金鵬分級2號集合資產管理計劃”，多次增持萬科A股股票。截至2015年1月27日，金鵬資管計劃共持有萬科A股股份4.94億股，占公司總股本的4.48%，成為萬科重要股東之一。同時，萬科工會委員會持股比例為0.61%。

萬科的股權結構一直相對穩定，直至寶萬之爭發生。

寶能系連續舉牌

2015年7月，深圳寶能控制的前海人壽通過二級市場增持萬科A股至5%，首次觸發舉牌。8月，寶能系公司鉅盛華聯合前海人壽繼續增持，其持有萬科股份比例達10%，躍居第二大股東。

12月，寶能系通過南方資本管理公司管理的4只資管計劃（安盛1號、2號、3號、廣鉅1號）、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泰信1號資管計劃、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2只資管計劃（金裕1號、2號）等合計7只資管計劃持續加倉，持股比例突破20%，成為萬科第一大股東。截至12月24日，寶能系對萬科的持股比例為24.26%。

而后，鉅盛華持續增持，到了2016年7月6日，寶能系合計持有萬科股份27.6億股，占其總股本的25%。

華潤及萬科反擊戰

在寶能系持續增持期間，華潤和萬科也吹響了反擊的號角。

2015年8月31日和9月1日，華潤兩次增持萬科股票，耗資約4.97億元，增持比例約0.4%。增持完成后，華潤共計持有萬科15.29%的股份。

12月18日，萬科以“籌劃重大資產重組”為由緊急停牌，試圖阻止寶能系低價吸籌。萬科董事會還于2016年1月30日決定，在3月17日召開臨時股東大會，審議公司A股股票繼續停牌事項（當時萬科H股已于當年1月6日恢復交易）。

2016年3月，萬科公告，擬以發行股份方式，購買深圳地鐵下屬公司的股權資產。公司股票繼續停牌。6月，萬科發布交易預案，擬購買深圳地鐵持有的前海國際100%股權，初步交易價格為456.13億元，萬科以發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全部交易對價，每股15.88元，交易完成后，深圳地鐵將持有萬科20.65%的股權，而寶能系合計所持萬科A股的比例將被稀釋到19.27%。而萬科董事會在審議該重組方案時，11名董事中有1人回避，7人贊成，剩余3人（來自華潤）反對，建議通過債權融資支付全部交易對價，或在項目層面與地鐵集團成立合資企業。同日，萬科股票復牌。事后，華潤系董事公開質疑程序違規，萬科管理層與大股東華潤總公司的矛盾激化（之后的2016年12月12日，萬科董事會決定終止發行股份購買深鐵資產）。

其間，萬科于2016年7月向證監會、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深交所和證監會深圳監管局提交了《關于提請查處鉅盛華及其控制的相關資管計劃違法違規行為的報告》，請求監管機構進行核查。

多方混戰

寶能瞄準萬科的同時，安邦保險集團也開始染指萬科。2015年12月7日，安邦保險集團發布公告，通過旗下安邦人壽保險、安邦財產保險、和諧健康保險及安邦養老保險，合計持有萬科5.53億股，占公司總股本的5%。此后，通過多次增持，安邦集團持股比例升至7.01%，僅次于華潤總公司、寶能系，成為當時萬科的第三大重要股東。

12月23日，安邦和萬科分別在官網發布聲明，互表認可和支持。安邦明確表示，支持萬科的發展，希望萬科管理層和經營風格保持穩定；自己是獨立的財務投資者，與寶能系沒有結成一致行動人的計劃。此前，市場普遍猜測安邦與寶能系可能是一致行動人，并猜測安邦可能收購寶能系的股份，安邦的聲明打破了這一猜測。

2016年6月，寶能系提議召開股東大會，罷免王石、郁亮等全體董事，指控管理層“越權決策”和“薪酬失控”。7月，該議案被萬科董事會否決，未提交至股東大會審議。同月，多家媒體報道稱，華潤、深鐵將溢價收購寶能系所持有的萬科股份，華潤、深鐵將分列第一和第二大股東，萬科將轉變為國有控股企業。對此，華潤、深鐵均予以否認。

8月，恒大通過其附屬公司廣州昱博投資有限公司等合計買入6.82%的萬科股份，成交金額約145.7億元。11月30日，恒大繼續增持萬科股份至14.07%，收購金額累計增至362.73億元，成為多方角力中的關鍵一極。

另外，萬科2016年半年報顯示，“招商財富-招商銀行-德贏1號專項資產管理計劃”在2016年6月底持有萬科3.29億股，持股比例為2.98%。根據公開資料，德贏資管計劃是通過深圳市梅沙資產投資中心（有限合伙）設立的，而梅沙資產投資中心（萬科的辦公地為深圳市鹽田區大梅沙環梅路33號）的普通合伙人正是上海萬豐資產，有限合伙人是深圳市萬科企業股資產管理中心（簡稱“萬科企業股中心”），其資金來源包括優先級資金（招商銀行理財資金38億元）和劣后級資金（萬科企業股中心19億元），總規模為57億元。

上海萬豐資產和萬科企業股中心之間存在循環持股關系，萬科企業股中心與上海萬豐資產互為唯一股東（2020年萬科企業股中心的股東變更為萬科公益基金會）。盡管萬科管理層曾表示，金鵬和德贏資管計劃與萬科公司沒有關系，但實際情況顯示，萬科管理層通過經濟利潤獎金池參與了上述資管計劃的劣后級資金，兩者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深鐵定局

2017年1月，華潤股份及其全資子公司中潤貿易與深圳地鐵集團簽署了《股份轉讓協議》，以371.71億元的價格，將合計持有的萬科A合計16.89億股股份（15.31%比例）轉讓給深圳地鐵集團，央企正式退出。

同年3月，恒大將14.07%的股份表決權委托給深圳地鐵集團，后者以29.38%表決權成為持有表決權比例最高的萬科股東。

6月，恒大下屬企業將所持有的15.5億股萬科股份，全部協議轉讓給深圳地鐵集團。深圳地鐵集團由此持有萬科32.4億股，占總股本的29.38%，成為其第一大股東。

當月，深圳地鐵集團完成股權交割，并提議進行董事會換屆選舉，提名7名非獨立董事候選人，包括郁亮（時任萬科總裁）、林茂德（時任深圳地鐵董事長）、肖民（時任深圳地鐵總經理）、陳賢軍（時任深圳地鐵財務總監）、孫盛典（時任深圳賽格董事長）、王文金（時任萬科首席風險官）、張旭（時任萬科首席運營官），同時提名了4名獨立董事候選人，包括康典、劉姝威、吳嘉寧和李強。

6月30日，萬科股東大會舉行，占萬科總股本約80%的股東通過現場或網絡方式出席，其中約95%對上述董事任命投出了贊成票。寶能系未獲董事會席位，王石卸任萬科董事，萬科另一靈魂人物郁亮則接捧王石擔任董事會主席（郁亮于1990年加入萬科，1992年成為萬科的董事會秘書，1994年當選董事，1996年辭去董秘職務，2001年任總經理）。雖然王石時代謝幕，萬科進入郁亮時代，但其決策權依然被經營團隊牢牢掌控。

隨后，寶能系也逐漸退出萬科的股東名列。2018年4月，寶能系通過大宗交易、集中競價開始陸續減持萬科；2018年9月，其持股比例從25.4%變動到15%；2019年12月，進一步減至5%以下；2020年萬科發布中報，寶能系徹底從前十大股東名單中消失。

一場寫入中國商業史的教案

這場歷時兩年的控制權爭奪戰，成為中國資本市場的經典教案，其跌宕起伏的攻防策略，至今仍是企業并購與反收購研究的經典范本。

此役不僅重塑了萬科的股權格局，更深刻影響了資本市場的規則體系：一是治理啟示方面，暴露了股權分散型公司的控制權風險；二是監管重構方面，推動了《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的修訂，進一步強化了信息披露，推動原保監會出臺了險資投資新規，限制萬能險資金杠桿收購。期間，深交所連發十余份關注函，要求各方就不同資產管理計劃的資金來源、增持合規性、重組程序等問題作出說明，包括金鵬和德贏資管計劃是否互為一致行動人。

同時，這一案例也引發了資本市場的持續討論，議題包括“通過資管計劃增持對應表決權的合法性”“管理層控制權邊界”“地方保護主義是否應當干預市場化并購”“險資舉牌應被鼓勵還是限制”等等。時任萬科獨董的華生、劉殊威也頻頻發聲。爭議背后的法理博弈，加速了中國公司治理的現代化進程。

04

郁亮時代落幕

自2016年開始，房地產行業所處的政策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國家為穩定房地產市場、防范金融風險，逐步出臺了一系列調控政策。其中，“三條紅線”政策對房企的資產負債率、凈負債率和現金短債比設定了明確指標，限制了房企的融資規模和杠桿率。

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為行業龍頭的萬科，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沖擊。萬科的債務規模龐大，隨著銷售增速放緩，資金回籠壓力增大，償債壓力逐漸凸顯。其部分高成本債務面臨到期，而新的融資渠道因政策收緊受阻，公司資金鏈一度緊張。

截至2024年末，萬科有息負債合計3612.8億元，其中，一年內到期的有1582.8億元，占比43.8%；一年以上的有2030億元，占比56.2%。而期末貨幣資金為881.6億元，對短債的覆蓋率僅為55.7%，償債壓力巨大。從債務結構來看，其2024年財報數據相較2021年，短期借款從144.13億元增至2024年末的159.73億元，增加15.6億元；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從479億元增至1460.46億元，增加981.46億元；長期借款從1543.22億元增至1788.86億元，增加245.64億元。在有息債務攀升的同時，其銷售回款卻大幅下滑，2024年，萬科實現銷售額2460.2億元，同比下降34.6%，雖然銷售回款率仍保持在100%以上，但現金流獲取速度遠趕不上債務到期速度，現金持續消耗。同期，萬科錄得494.78億元的最大虧損，占2023年末凈資產的19.7%，也創新了境內上市公司年度虧損額之最。2025年一季度，其繼續虧損62.46億元。

2025年1月27日，萬科發布了一則震動資本市場與房地產行業的公告。公告顯示，郁亮因工作調整原因，申請辭去公司董事會主席職務，辭職后，他將繼續擔任公司董事，并出任執行副總裁。

這一變動并非孤立事件，同日，祝九勝因身體原因，辭去董事、董事會投資與決策委員會委員、總裁、首席執行官、授權代表等職務，辭職后不再擔任公司任何職務；朱旭因工作調整原因，辭去公司董事會秘書、公司秘書、授權代表等職務，不過仍留在公司，聯系長租公寓事業部。

當日，萬科迅速召開董事會，選舉辛杰為公司第二十屆董事會主席，法定代表人也由郁亮變更為辛杰。辛杰擔任深圳地鐵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在萬科的發展中已有著一定的角色深度。2020年7月起，辛杰擔任萬科董事，2023年10月起任萬科董事會副主席，此次升任董事會主席。此外，董事會還同意聘任郁亮、李鋒、華翠和李剛為公司執行副總裁，田鈞為公司董事會秘書。

其中，李鋒有著豐富的地產行業履歷，曾在中洲控股、天健集團、深圳建工擔任高管，2024年6月起任天健集團董事；華翠具備法學博士學位，在紀檢監察、人力資源管理、企業運營管理等多領域有著豐富經驗，曾任茂名市紀委副書記、市委組織部副部長、深圳地鐵審計法律中心總經理等職；李剛在深圳公安系統任職多年后，調任天健集團紀檢監察室負責人，出任深圳地鐵辦公室主任、深圳地鐵商業管理公司董事長；田鈞則在平安集團、深業集團、深圳地鐵等多家大型企業有任職經歷，擔任過專職外部董事。

萬科的領導核心發生的系列重大轉變，標志著萬科正式收歸國資控制，也意味著郁亮的萬科時代落幕。

深圳地鐵控股萬科后，給萬科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資金支持，包括提供低息借款。2025年2-5月，深鐵集團分四次分別向萬科提供了28億、42億、33億、不超過15.52億元，合計不超過118.5億元借款，用于償還萬科在公開市場發行的債券本金和利息。借款期限為3年，利率僅為2.34%，低于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公布的1年期LPR。對于前二筆貸款，萬科需提供不超過價值100億元的資產進行質押，質押率高達70%，遠高于市場慣例的30%-60%；第三筆和第四筆貸款，萬科則無須提供任何增信資產。二是資產盤活支持，包括認購基金份額和受讓物業地塊。深鐵集團認購了中金印力消費REITS的29.75%份額，幫助萬科盤活相關資產，同時，還受讓了萬科深圳灣超級總部基地地塊、萬科所持有的紅樹灣物業開發項目49%投資收益權等，為萬科回籠資金。三是協調資源支持。深圳國資利用自身資源優勢，協調銀行給予萬科4000億授信額度，還將地鐵沿線的黃金地塊以優惠價格提供給萬科，同時在稅收等方面給予一定優惠和政策支持。

面對野蠻人兩次敲門，萬科管理層均運用了停牌制度給自己爭取喘息時間，并利用強大的人脈關系積極爭取盟友，化解敵方陣營，最終化險為與夷。而此次萬科管理層大換血，深圳國資接管多個核心崗位后，萬科能否最終度過難關，仍需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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