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闕福生
2025-01-08 09:42
【和而不同】
一些國際機構表示看好印度的發展前景，印度政府也動作頻頻，意圖有所作為。
韓和元
2018年以來，印度經濟發展出現了一些亮點。一些國際機構表示看好印度的發展前景，印度政府也動作頻頻，意圖有所作為。那么，印度的發展潛力到底有幾何？筆者試分析如下。
其一，看人口因素。人口無疑是國力的指標，也是促進一國經濟增長的重要變量。日本學者森島通夫就曾明確提出：“人是社會的基礎，經濟只是在這個基礎上建筑起來的上層建筑。當我們預測未來時，首先設想的是在預測的時間段里，作為基礎的人會是什么樣，他們在數量和質量上會發生哪些變化。以預測時點的人為基礎，思考在這樣的基礎上，可以打造什么樣的上層建筑，其中包括經濟問題。”
當一個國家或地區處于人口紅利周期時，只要政策得當，幾乎都存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大周期，這就是我所說的人口紅利大周期。關于這點也得到實證數據的有利支持，經濟學家胡鞍鋼給出的數據是，日本的人口紅利階段為1955年至1995年，那恰好是日本快速發展的40年。同樣，意大利也如此。胡鞍鋼的數據還顯示，意大利的人口紅利階段為1975年至1995年，那也是意大利快速發展的20年。在這一點上，中國亦然。
印度人口已在去年超過中國，躍居世界第一。聯合國的《世界人口展望》顯示，相對于2021年達到頂峰的中國，印度人口在2060年之前將持續增加，達近17億人。更為重要的是，印度與中國、日本不同，其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多，人口紅利今后將全面顯現。
其二，看外部環境。除了巨大的人口紅利因素外，印度還有一個有利的外部環境——中美貿易摩擦、俄烏戰爭所引發的全球地緣政治變化，都讓它成為各方爭取的對象。在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下，供應鏈多樣化的討論非常活躍。印度像東盟一樣，已經被納入瞄準發達國家市場的供應鏈體系。而在美國等國家的“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構想中，印度更是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正如印度國際經濟關系研究委員會（ICRIER）高級研究員Sanjana Joshi在接受日本經濟新聞社采訪時坦承的，“目前，美國正在拼命拉攏印度。”顯然，印度也樂見這種沖突，并從中獲取利益。印度外交部長蘇杰生就曾在《印度方式：動蕩世界的戰略》一書中寫道：印度的大戰略應當是“通過發現和利用全球矛盾帶來的機遇，（促進）國家利益”，并“通過盡可能多的關系將所獲利益最大化”。
其三，看印度的內政。雖然印度很多地方尚未通電，但包括新德里、孟買、金奈等在內的城市，正在快速推進基礎設施完善。在忙碌的工地上，都能令人感受到印度想變得更加富裕的強烈上進意愿，這與以前的東盟、中國并無二致。
其四，自然環境、因制度而形成的與西方世界的融洽度、語言、地租成本及龐大的國內市場等方面，印度都具有極強的競爭優勢。
也正是基于此，從樂觀層面可以預期的是，未來10年，如果印度能夠自我改進、自我完善，能夠提供并優化公共產品，如更為開放的政策、良好的基礎設施、由受過良好教育的公民為主體的優質勞動力供給市場、廉潔高效的政府、公正的法制體系、穩定的貨幣政策，這將讓印度在人口紅利期，迎來一個較大的發展。
但印度也并非沒有制約因素。譬如，過早民主帶來的行政效率低下，及由此帶來的過于注重分配的民粹意識，都會制約它的發展。尤其是這個國家在長期的計劃經濟意識下，所形成的政府干預和管制傳統。
印度行政效率低下，早就是世界公認的，這一點在港口事務上體現得淋漓盡致。比如，印度政府內具有管理港口職能的單位就超過20個，另外還有40個機構和部門有輔助監管的權限。可想而知，這么冗雜、臃腫的監管體系，決策不僅無力突破既得利益的藩籬，推動港口發展，反而由于扯皮、推諉，經常導致政策失當、監管不力、行政效率低下、運營標準難以統一等問題。
聯邦制的缺陷，也導致印度根深蒂固的政治經濟壁壘，嚴重制約了印度統一大市場的形成和物流現代化改造的推進。另外，頑固的種姓制度、宗教矛盾，也是印度的痼疾。正是受制于這些因素，從悲觀層面可預期的是，未來印度經濟即便增長，也很難有過去日本、韓國和中國那樣的高速。
(作者系廣州經濟學者）
本報專欄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